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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0年，朱道来因癌症离世，临终前给贺家留下一封信，而贺子珍对此却一无所知。贺子珍曾坚信朱道来就是毛岸红，无论身份还是相貌都高度吻合，但毛主席却决定将他交给组织处理。

长相如此相似，又与毛毛的身份如此吻合，为何毛主席拒绝相认呢？

尽管贺子珍从未公开承认过朱道来的身份，但她的哥哥贺敏学却一直保持与朱道来的联系。1970年，朱道来去世时，还给贺敏学寄去了一封告别信。

延安第一美女

贺子珍，曾被赞誉为永兴第一枝花，也被称为延安第一美女，更有“双枪女将”之称。她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党员，与毛主席相伴十年，期间生育了三子三女。然而，除了女儿李敏，其他孩子要么夭折，要么下落不明。

十年的风风雨雨，那一次赌气出走，那一台损坏的收音机，那个早夭的儿子，以及庐山上的重逢，都见证了他们的过往。

贺子珍

毛主席最后一次见到娇娇时，比了一个圆圈的手势，娇娇不解其意。当毛主席问她“娇娇，你为何不来看我？”时，她泪流满面。事后经人提醒，她才明白毛主席比划的可能是桂圆，而桂圆正是贺子珍的小名。

陈毅为贺子珍安排的房子，贺敏学腿上的旧伤，过草地时被枪决的弟弟贺敏仁，都见证着他们曾经的风雨故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终究是当时只道是寻常，因为一位女记者的到来，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渐行渐远。但娇娇始终是两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1935年4月23日中午，一个小山村中，天空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警卫员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此时一位伤员正暴露在敌机的攻击范围下。在这危急时刻，贺子珍不顾自身安危，冲向伤员。

她迅速拿出毛巾为伤员包扎伤口，并将其拖向隐蔽处。就在此时，敌机俯冲下来，机枪猛射。贺子珍不顾生命危险，扑倒在伤员身上保护他。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贺子珍倒在了一片血泊中，鲜血染红了黑土。

经检查，贺子珍的身上有17处不同大小的弹片伤。由于当时缺乏药品，医生和护士们只能强忍着心痛，用夹子一块块取出较浅的弹片。而深入体表的弹片则一直留在她体内，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在取弹片的过程中，贺子珍痛得大汗淋漓，惨叫连连。因失血过多和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很多人认为她可能撑不下来了。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罕见地落泪了。他对贺子珍说：“我平生很少落泪，但看到长时间陪伴我的警卫员离开时、看到百姓的痛苦时，我都会落泪。我就是这样的人，用惯了的钢笔坏了也会伤感。”

毛主席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因此，即使很多人认为贺子珍可能在长征的艰难跋涉中撑不下来，他仍然坚持让人用担架抬着她走。

这次落泪、这次患难中的真情流露也展现了伟人的另一面，见证了他们曾经的那一段过往。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贺子珍

鲜为人知的是，当贺子珍为伤员而误以为自己生命垂危之时，她的第一句话是让人切勿把此事告诉毛主席，就像过草地时一样。

在过草地时，她最疼爱的弟弟贺敏仁因在喇嘛庙中拿铜板被人告发而被处决。贺子珍得知此事后痛彻心扉，一度认为弟弟是被诬陷的。但考虑到当时的长征状况，她还是选择以大局为重。那段时间，她一直眼圈泛红，见到毛主席都欲言又止。

直到过草地结束后，她才敢将弟弟被处决一事告知毛主席。虽然毛主席对此事的反应是“红军的铁律便是不拿百姓一根针、一根线，纪律面前无人可以例外”，但这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贺子珍始终以大局为重。她不仅是毛主席的夫人，也是一位崇高的共产党员。

毛毛的身份之谜

毛主席和贺子珍曾共度患难时光，比如在井冈山的冬天里一起度过。但两人之间也曾有过不愉快的时候。

在瑞金时，贺子珍带回一只鸡。有人就如何处理这只鸡产生了分歧。毛主席喜欢吃硬的东西，认为应该炒来吃。但贺子珍却因此与毛主席发生了争吵，她认为应该将鸡炖汤，这样更有营养。

这件事相比起女记者事件来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贺子珍虽然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党员，但相对而言她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女性。外国女记者的大大咧咧和风俗不同导致了贺子珍的误会和不满。

在一次外国女记者与毛主席讨论公事时，贺子珍闯了进去，并与两位女记者发生了冲突。这显然是不适宜的，也成为了贺子珍与毛主席分开的导火索。

后来，贺子珍闹着要去苏联治伤，毛主席也认为她应该多进步、多读书。于是贺子珍启程前往苏联，并在那里生下了儿子廖瓦。她第一时间给毛主席寄去信件告知这个喜讯：“我生了个儿子，很像你。”

然而后来儿子夭折了，再后来女儿娇娇也因饥寒交迫患上了肺炎，一度被推入医院的停尸间等死。贺子珍将女儿带回来后精心呵护照料下才逐渐康复。

后来因为娇娇的事情贺子珍与幼稚园产生了纠葛并一度被送入疯人院。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她才得以重回国内。

1947年贺子珍回国而李敏也被接回了毛主席身边。出于对姐姐的担忧贺怡踏上了寻找贺子珍曾经的孩子毛毛的路程。

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她曾与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走到一起。当时毛毛便是由他们负责照料。但在毛泽覃牺牲后毛毛下落不明。

贺怡曾有过被逮捕的经历并试图吞金戒指自尽未遂。后来在做手术时还是毛主席签的字。出于对妹妹的情感以及对毛主席的感恩贺怡一度将毛毛放在第一位。因此她把儿子交给别人照料自己则踏上寻找毛毛的旅程四处颠簸。在与儿子重逢后不久1949年即将与儿子一起寻找毛毛时因车祸而离世。

毛主席得知后说：“不要再找了，贺怡去世了，我很难受。”

而毛毛便是毛岸红，是贺子珍在1932年生下的孩子。也是毛主席一度为之戏言“他多了个毛字，将来没准儿比我还有出息”的孩子。

长征之前，考虑到不能带孩子的规定，将其交给了当时游击队的毛泽覃照料，这才有了接下来的一番故事。

毛泽覃

50年后，有人告知贺子珍在江西见到了一个跟毛毛的经历十分相似的孩子，此人便是朱道来。

贺子珍得知后曾一度为之兴高采烈。江西省委也将朱道来的照片以及经历转给了贺子珍。原来朱道来当年被转交给红军时也有一件小棉袄。

贺子珍激动不已，要去江西确认这一个孩子的身份。可就在她几乎断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小毛毛时，平地起波澜。老红军朱月茜也表示，朱道来是自己跟烈士霍步青的孩子。

原来，像贺子珍一样，当时将孩子托付给百姓家中的情况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这些寄养在百姓家中的革命后代，尤其是诸多烈士子女，成了十分浩大繁重的工程。从中央到各级组织部都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纷争、疑难和悬案。

朱道来的身份无从确证。当时毛主席在看完朱道来的照片后说：“长得像小时候的毛泽覃。”但最后毛主席终究还是说：“既然都是红军的后代，那便交给组织培养吧。”此事便一锤定音。

后来采访过贺子珍的记者王行娟表示，贺子珍自始至终未承认朱道来的身份。但贺敏学却一直跟朱道来保持着联系。在38年后，1970年，朱道来还曾给贺敏学寄去一封信。

贺敏学说：“当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得了肝炎，病得很重。我立马写信过去靠谱的股票配资，要派一个我认识的院士过去。可信还没到，人便死了。”